冰心的翻译理论、实践与成就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中国现代女作家,福建省长乐人,本名谢婉莹,晚年被尊称为“文坛祖母”。

父亲谢葆璋在清朝末年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其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是一位爱国的海军军官。在烟台长大的小冰心,在海浪、舰甲、军营中度过了穿男装、骑马、射击的少女生活。

辛亥革命之后,冰心随同父亲返回福建的家乡、福州三坊七巷的一所从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的遗族购置的大宅。后其父赴京出任北洋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亦同往。冰心的最初志愿是做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所以预科时报读了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五四运动时冰心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这件事使冰心开始了她的创作之路,后来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冰心以清新、秀丽的散文、诗歌闻名于中国现、当代文坛,但她一生各个时期都没有离开翻译。10岁左右就从祖父的书架上捡起林纾先生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写的《茶花女遗事》,后来,又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阅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与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冰心的翻译实践是双向的,既有汉译英的作品,也有英译汉的作品。她的最早译作是1923年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完成的题为《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的硕士论文。除此之外,大部分译作都是英译汉,她的第一部英汉翻译作品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1931年)。

在1955年到1965年期间,她先后翻译了来自8个国家50多部作品,包括诗歌、诗剧、民间故事、书信、小说、散文诗等7种形式。其中较出名的有纪伯伦的《沙与沫》(1963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1955年)、《园丁集》(1961年)、诗剧《暗室之王》、《齐德拉》、书信《孟加拉风光》、小说《喀布尔人》、《弃绝》等(1956年);印度的穆·拉·安纳德的《石榴女王》;印度萨洛季妮·奈都的《萨洛季妮·奈都诗选》;加纳的以色列·卡甫·侯的诗歌《无题》;美国尼姆·威尔士的诗歌《古老的北京》;朝鲜元镇宽的诗歌《夜车的汽笛》;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晚年,她还与老伴吴文藻先生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的翻译工作。

一 冰心的翻译理论

写作、译作之余,冰心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翻译的文章,文章易懂,其中有些观点近年来已在翻译界得到共识,有些观点则是冰心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来看待翻译而提出颇为新颖的观点。

1、译书的目的与译者的态度

“五四”运动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文学在“打倒孔家店”“坚持白话文”“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很多进步文学团体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冰心不忘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作品。她的翻译目的性很强,认为翻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文章中美好的事物传达给读者,在《译书之我见》一文中,她明确地指出译书是“为供给那些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现在我们中国,教育还没有普及,认得字的人,比较的已经是很少的了,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是更不用说的。”冰心是一位爱国的翻译家,她始终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来从事翻译工作,她提倡“为人民译书”,提倡那些懂得外国语的人多为祖国人民翻译一些外国作品。在那个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代,她在中文创作和翻译作品中一直坚持用白话文,与严复的文言文比起来,冰心的作品和译作拥有更多的读者。

在译者的态度问题上,冰心提出译者必须有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译者的态度一向是翻译界的热点话题。季羡林先生在《译林》1998年第5期上提到:“一个好的译者要有认真的态度。”因为在翻译是一种艰苦的工作,翻译一个作品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需要认真考虑,仔细推敲才行。如果译者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认真的态度,经常会半途而废,没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冰心认为译者必须处处为读者着想。因此每当翻译一篇作品,她都会为此写一篇前言或后记之类的简介性文章。这些短文使读者更容易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

2、译者的素质

谈及译者的本身素质时,冰心提出一个译者必须“学贯中西,博览群书”,这里的“学贯中西”不仅指要懂得两门语言,能阅读文章,能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必须掌握比较丰富的文学词汇。这样,在遇到一个好句时,才有斟酌的余地。人们往往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中文当然是没有问题。怎知,贫乏的词汇是不适于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的表达流畅与否直接影响了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如果译者词汇很少,文学水平不高,那么他译出来的只能是令人乏味的作品,达不到沟通中外文化的作用。冰心意识到译者的文学修养是译好作品的关键,因而在《漫谈‘学贯中西’一文》中,她谈到自己很欣赏林纾译述的作品的原因是林纾能把原著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这应归功于他的中国语文很深的修养和造诣”。对于译者的素质,茅盾也有相似的观点。1922年,他指出:“如果毫无创作经验的译手决不能译好文学作品。”陈福康先生把此观点收入《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时这么评价:“在20年代初,像茅盾这样强调译者本身的素质和条件的,还不多见,他的这些论述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由此可见,冰心是属于“不多见”的翻译理论家之列,而且相比之下,冰心的论述比茅盾先生的来得更详细,更明确。此外,于1984年介绍到我国的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关于翻译》(ON TRANSL ATION)一书观点中有类似的观点,即:译者必须精通原语与目的语。这是对一个好的译者的基本要求。

一个好的译者不仅应具备以上所说的素质,更要掌握被译作品的风格。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其实就是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风格。而要译好一部作品,译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入作者所创造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去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冰心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捷径,即译有所好。在《我也谈谈翻译》一文中,她说:“一般说来,我翻译的很少,因为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如果译者喜爱一篇作品,那么他很可能与作者在对事物的看法上有诸多相同的观点,也就容易进入作者为读者创造的意境,体会原作的精神,最终译出作品的“味”来。冰心的《吉檀迦利》、《先知》译本就是最好的实例。在谈到为何译《吉檀迦利》与《先知》时,冰心说:“我喜欢《先知》是因为它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泰戈尔的诗也是一样,只是相比较而言,泰戈尔的诗显得天真、欢畅,而纪伯伦的诗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正是基于这种喜爱,冰心才能在充分理解诗中意境的同时体现出诗歌的精髓。其实,冰心的这个观点在近年来的许多文学翻译家身上也都可以应验,如傅雷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汝龙译契诃夫的作品、屠岸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译家都因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和自己写作风格吻合或相似的作家或诗人的作品进行翻译,才最终达到相得益彰的最佳译作效果。

以上的两点,是冰心从一个作家的角度为翻译者提出的创造性建议,它们在1979年、1985年间就分别在《我也谈谈翻译》一文中提到。笔者在不久前偶然发现1998年第五期的《译林》杂志上有一篇关于翻译也要出精品的文章,叶君健与许钧正是围绕译者的个人因素进行讨论,认为这将引起当今文学翻译界很大的兴趣。最近不少文章也探讨文学翻译的主体性问题,认为我们应鼓励有个性的翻译,但这个性应是译者的个性与原作者个性融合的产物,译者个性过分张扬,容易淹没原作者的个性色彩,反之亦然,孰不知这些观点早在1979年、1983年冰心就明确提出,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我们就引起注意的话,当今的翻译界或许会更早意识的这一点。

3、冰心的翻译三原则:顺,真,美

对于翻译原则,许多翻译家都各抒己见,如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鲁迅的“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等等,而冰心则以一个文学家兼翻译家的角度来谈翻译,提出译作应达到顺,真,美。

首先,冰心认为“顺”(达)是应列在第一位,早在1921年发表《译书之我见》时,她说:“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进而指出了“不达”的弊端:“不通俗就会导致不明了,不流畅,这样会打断阅者的兴头和锐气。”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曾在他的《关于翻译这门科学》一文中提到:一个译者的素质应体现在能用自然,简洁,灵活的言语来传达信息。他还为翻译下了一个定义,即翻译是译语要尽可能自然地通过语言和风格来再现原语。冰心与奈达的观点非常相似,都是基于为读者考虑而要求译文的“顺”。大家或许一直没注意到的是冰心的观点发表于1920年,而奈达的理论却是在1984年才被介绍到中国来。对于译文要易懂,茅盾,林语堂等人也曾在他们的译论中提及,但只有冰心把它列在第一位。而且冰心还用它来阐明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选择问题上,冰心认为要以是否“达”来选择直译或意译,她认为“太直译了,就太生拗,语气颠倒,意思不明了”。在直译、意译取舍的问题上,冰心提出要有正确的度,即:两者要相结合,以“达”为主。

当然冰心并不是一味求“顺,达”,而不注意内容的准确传达。在《译书之我见》中,冰心还提及:“翻译时,译文应尽量避免过于参入己意。”也就是说,译文要正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艺术意境。这句话看似简单,做起来却是相当难的。正如奈达所说:没有一个译者能避免在译文中有某种程度的参入己意。当代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也认为:任何译者在译文中都可能有一定的失真。但在冰心看来,要尽量避免过分参入己意,否则会导致不忠实于原文,会影响译者理解译文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冰心的不要过于参入己意与严复的“信”是一致的。冰心认为译文中失真经常是由于遇到一些难字而无法准确地翻译,她明确指出不要索性不译或跳过去,要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的意思,取那最相近的中国字眼翻译出来;或用括号将原字圈起来,附在下面,以备参考。这似乎是细节的问题,但我们从中也可以察觉到冰心翻译时认真的态度。

严复的翻译三大标准——信,达,雅,几乎是无人不晓。因此一提到信与达,我们禁不住会想起雅,也就是如何使译文成为美文。许多译者认为应用中国成语及俗语就能达到此目的。冰心认为不然。她认为有些译者在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文章译文中出现了“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语,或是提到寿烛上写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等都有些欠妥,因为这分明是中国的习惯,这样会使阅者对译本产生不信任,也无法做到保持原作艺术上的“真与美”。冰心也很重视保存文中“美”的东西,这里的“美”在笔者看来就是“风格”。风格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所以要求尽量保持原文风格,并非一件易事。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有很深的鸿沟:时代不同,民族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这就要求译者既要有准确捕捉原文风格的能力,又要有通过择词、择句以及修辞表意等手段表达这种风格的能力。

总之,冰心认为忠实与通顺是缺一不可的。长期以来译坛上能同时做到忠实和通顺兼有的人实在寥寥无几,而冰心却用她的实践证明了忠实与通顺在译文中可以得到完美的统一。

4、译诗有感

纵观冰心的译作,大多数是诗歌与散文。多年以来,诗歌被认为一种最难译的文学体裁。直至现在译坛上还时常探讨“诗的不可译性”的话题。对此,冰心也有同感,在《我也谈谈翻译》一文中,冰心坦诚地告诉读者,“我只敢翻译散文或小说,而不敢译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因此译出时,即使不失原意,那音乐性也没有了”。诗歌的音乐性经常是通过诗句的句法和应用修辞手法来取得,而每两种语言在词法、修辞手法等方面都无法完全等同,例如英诗中常用的头韵在汉语中就很难找到相应的修辞手法来替代它。诗之所以难译是因为很难同时做到信、达。奈达认为“在诗歌翻译中,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尤为突出”。确实如此,诗歌翻译中若过分拘守内容,而不考虑形式,常流于平庸;而若拘泥于形式,则会丢失原诗的光彩意义,只能制造一种印象而不能传递信息。正因为如此,当冰心回忆她最初翻译易安词的经历时,她称之为“痛苦的经验”,因为那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

虽然冰心也说译诗难,但她的大部分译作都是诗歌与散文诗,而且成绩颇佳。除此之外,她还提出了一些译诗的观点。她在译李清照的词时说:“英语翻译要保持中文中易安词的韵或节拍是不可能的,这些在翻译中只能割爱,就像本来作为吟诵的词,它的伴乐在朗读时只好舍去。”“在翻译中可以做到,而且是要尽力做到的是逐字精确地翻译。要保持原诗中经常引喻的风俗习惯的风韵,尽量保持词的情态。”这里的“情态”正是人们认为的译诗重点之所在在两者只能取一者时,“神似”似乎更为重要。

5、对翻译中不良倾向的批评

有翻译的地方就会有翻译批评。翻译的作品多了,必然会有一些人想混水摸鱼,而翻译批评是帮助改进这些错误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五四”时期是个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其中也有一些弊病,如叶圣陶等人在《“五四”翻译笔谈》中提到的:有很多人乱译,抢译以致于使翻译、译文的质量下降,译文与原文面目全非,没有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冰心也很重视这一点。她从报纸杂志上的翻译文章中看出一些存在的问题,在她的文章里指出主要是:

(1)译不出来,索性不译
(2)参入己意
(3)译笔太直

冰心正是从她的翻译三原则入手,具体地指出翻译中的一些常见的错误,对广大译者改进翻译技巧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这也成为一种很好的提出翻译观点的方式。

冰心虽不是一个专业翻译家,但她的翻译观点很有价值,与许多国内外翻译理论家非常相近,有一些观点提出得比这些人早。冰心在翻译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理解翻译,阐述翻译的原则,提出新的见解,她的译论使译坛更富生机。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冰心是如何把她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的。

二 冰心的翻译实践

冰心的翻译实践包括汉译英。她把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译成优美的英语,比较完美地表达出李清照词的意境,是汉译英的杰作。但由于主要涉及英语的修辞、韵律等方面的问题,在这里就略去不谈了,笔者准备以《吉檀迦利》为例,着重介绍她的英译汉的翻译实践。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社会活动家,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家。泰戈尔是个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有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1500多幅画以及大量歌曲和文学、哲学论著。虽然如此,在大多数人眼里他首先是个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梵我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印度古代的泛神论思想。它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梵”(Brahman)。作为个人精神的“我”(Atman)与梵在本性上是统一的。人生的目的是在沉思中论证梵我合一,摆脱轮回,实现最高的快乐。泰戈尔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诗歌以清丽为其主要艺术特征,而中期是单纯,晚期是明快。《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他于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吉檀迦利”是孟加拉文“歌之献”即“献歌”的意思,是以渴求与神结合为主题的颂歌。献歌在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只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不是一般的宗教颂神诗,他向神敬献的歌是“生命之歌”。他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实际上它是一部抒情哲理诗,表达了泰戈尔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它着重宣扬了爱,也颂扬了无暇的童真。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以致于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看到泰戈尔《吉檀迦利》的英译文后就着迷了,他说:“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是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甚至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

泰戈尔与中国人民感情极深,曾两次到中国来访问,他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文坛二三十年代的出现的小诗运动就与泰戈尔诗歌的传入息息相关。

1、冰心与泰戈尔

泰戈尔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自然倍受东方人的敬佩和爱戴,他的作品早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就传入中国,一大批爱国进步作家都非常喜欢泰戈尔的作品。受其影响最深的是郭沫若与冰心。在他的影响下,中国新诗诗坛出现了《女神》和《繁星》两部巨著,其中冰心的《繁星》带动了中国的小诗运动。冰心先生在思想上、创作艺术上受泰戈尔影响很深。冰心先生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当她谈到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时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时,并不在写诗,只是受到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在一个集子里而已。”冰心所译的《吉檀迦利》在中国是较有权威的,也是较为成功的。因为它无论从语言还是思想上都对原著进行了真实的再现。近十几年来,在全国各大报刊出现了许多从各种角度讨论《吉檀迦利》的文章,这些作者大多不懂英语,他们在文章中引用的中文例子大多依据冰心的译文。因此在国内,人们一提起《吉檀迦利》,便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冰心先生。

在笔者看来,冰心的《吉檀迦利》译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成功地、真实地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在第一部分,笔者已提及当译者将原文转译成目的语时,不可避免会遇到社会背景、语言、文化差异等问题,在词语的处理,句子的重构,修辞色彩的再现上都会打上译者的印记,即会出现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不协调。因此,译文是否能保持原文的风格便成为决定一篇译作是否是佳作的关键因素。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冰心成功地把译文的风格与泰戈尔原著的风格最大限度地缩小了。

对作品背景的全面了解

大多译作难以贴切、生动地反映原文的景致和人物性格是由于译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不熟悉,虽然冰心在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中国,但她先后三次出访印度,第一次是在1953年初,她参加了赴印访问团,完成75天的第一次印度之行。因此,冰心不仅对印度及印度人民的习俗非常熟悉,而且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1954年的《印度之行》一文中,冰心提到:“虽然旅程日期短促,一切伟大的建筑、雕刻和精美的绘画、舞蹈、音乐以及美丽的山海树林、花木禽鸟,都浮光掠影地从我们眼前脑中飞过,但仅这些迷离却又深刻的印象,已经使我对于这个伟大民族的悠久的优美的文化艺术,有了很深的景仰。”这次出访为冰心成功地翻译《吉檀迦利》创造了条件。这样,她在译泰戈尔的作品时,就总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不会凭空想象,泛泛而谈。

冰心与泰戈尔的诸多相似

或许是对泰戈尔特别景仰的缘故,冰心不自觉地模仿泰戈尔写作手法和风格,因而不难发现两者在写作的文章体裁,取材的对象等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例如,他们都擅长写富有哲理性的散文小诗;都以爱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冰心受基督教的教义的影响,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爱,因为爱可以拯救一切。因而,在《繁星》和《春水》中的小诗很多也是围绕爱而展开。而泰戈尔《飞鸟集》中,共有300多首诗,其中有将近40首是以爱为主题;从更微观的角度看,两者甚至在诗歌中的意境、所联想的事物、诗歌创作中词语的选择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飞鸟集》与冰心小诗中经常出现“沉默、安静、黑暗”等字眼。例如,

What language is the answer, O sky ?”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沉默).
(泰戈尔《飞鸟集》第12首)

Gods silence(沉默)ripens man’s thoughts into speech.
(泰戈尔 《飞鸟集》第304首)

在沉默里,充满了胜利者的歌。
(冰心《春水》第15首)

冷静的心,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建立更深微的世界。

The mystery of creation is like the darkness(黑暗)of the night——it is great.
(泰戈尔《飞鸟集》第14首)

What is this unseen flame of darkness(黑暗). Whose sparks are the stars?
(泰戈尔《飞鸟集》第18首)

流星——只在人类的天空里是光明的,它从黑暗中飞来,又向黑暗中飞去……
(冰心《春水》第60首)

只是一颗孤星罢了,在无边的黑暗里,已写尽了宇宙的寂寞。
(冰心《春水》第65首)

除此之外,冰心与泰戈尔在诗歌创作的语言特色上也很相似,冰心的语言简明、清新、朴素,泰戈尔的语言质朴、直率。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中,冰心说:“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浸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飘渺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从这段话中,我们能体会到冰心心底里难以言说的感情,恰恰在泰戈尔的诗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综合以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冰心与泰戈尔有着很深的借鉴关系。这种关系对冰心在译文中忠实地传达原文的风格和意境铺平了大道。

2、成功地、真实地传达《吉檀迦利》原文的风格

真实的语言真实的传达

A. 首先,冰心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来翻译《吉檀迦利》,因为它表达了她的心声,她非常喜欢《吉》。她在翻译的过程中认真的态度可以从她所锤炼的字眼里窥见一斑。在21首中第一句是“I must launch out my boat”中“launch”一字的中文意思是“使船下水,发动发出”。冰心译为“把船撑出去”。这个“撑”既形象地体现出驶出船的动作,而且较为适合当时的社会情况。1950年吴岩先生译的《吉檀迦利》时把“launch”译成“把船开出去”虽然看似也合理,但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那时的船一定还没有装发动机。另外,54首“joined palms”,冰心因为对印度人民的生活习惯很熟悉,用了“掬”字,形象地体现了印度女孩接水时优雅的动作。

B. 语言的直率和质朴成为泰戈尔写作的艺术特色。刘清河《浅谈泰戈尔诗歌的意境美》(载《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一文中说:“泰戈尔的诗有如雅致的插花艺术,形式简约朴素,但却有动人的意味。”冰心正是抓住这个与她自己的写作特色很相近的特点,在译文中取得“于平淡中见精彩”的文学境界。

追求自由是《吉檀迦利》的一大主题。如第48首诗诗人描绘了他和旅伴们一起去与神相会途中的情景:“The morning sea of silence broke into ripples of bird songs;and theflowers were all merry by the roadside;and the wealth of gold was scattered through the rift of the clouds while we busily went on our way and paid no heed.”冰心译文是: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表面上这些字眼看似平淡,实际上却是赞颂了旅伴的勇往直前的追求精神。

泰戈尔热心追求神,希望有一天能与神会面,但在这过程中,他也时常处于矛盾之中,可是,泰戈尔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人们一向认为泰的诗歌语言是率直的。泰戈尔的率直在冰心的译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4首中,有这么几句:This strong mercy has been wrought into my life through and through;There are times when I languidly linger and times when I awaken and hurry in search of my goal.其中划线的部分冰心选择了“刚强”与“慈悲”,“懈怠”与“警觉”几个词,直接道出了泰戈尔在写此诗时对自己的软弱和动摇的坦诚表白。而28首中“Obstinate are the trammels,but my heart aches when I try to break them.”“ I hate it,yet hug it in love.”这两句译文是:“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表现诗人尖锐的内心冲突。泰戈尔的诗充满了哲理,如12-17首诗体现了诗人追求神,寻求最高价值的漫长的历程。冰心用了极为平实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诗行内蕴含的哲理,告诉人们旅途上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其原文是:

“It is the most distant course that comes nearest to thyself,and that the training is the most intricate which leads to the utter simplicity of a tune .”

冰心之所以可以把这些诗行译得这么到位,当然首先因为她对泰戈尔及作品的意图和精神十分了解,有了整体的把握,她具有透过表面的字眼体会诗中内涵的能力。这与冰心在译文中所提倡的忠实与通顺是不矛盾的。因为对文章精神的总体把握是忠实的前提。至于通顺那要更多地归功于冰心作为一代文学家的功力,总而言之,“真”其实也就是对内容及感情色彩的“信”。

上面我们已谈到冰心翻译泰戈尔《吉檀迦利》时已尽量在内容上做到真,而在形式上她又是如何与《吉檀迦利》原文保持一致的呢?泰戈尔所写的《吉檀迦利》原是一部用孟加拉语写的诗集,由于他译成英文时,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使诗篇可以不受格律的限制而自由发挥,而且泰戈尔又将韵律诗的重复和音节相同的原则与散文诗变化自由的特点结合起来,使诗篇既具有内在的节奏感,又富于韵律的变化。冰心对于这样具有完美形式的篇章的翻译采取了如下的对策:采用错综复杂的句型以体现散文诗之散和自由。采用排比、对偶、反复等修辞手法以体现原作的诗意和美。

A. 反复

反复这一修辞手法在泰戈尔的诗中经常出现,冰心在译文中也沿用了这一手法。如23首中:“Are you abroad on this stormy night on thy journey of love ,my friend?…… I have no sleep tonight .Ever and again I open my door and look out on the darkness,my friend!”译文:“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我今夜无眠。我不断的开门向黑暗中瞭望,我的朋友。”同样的例子在第3首、38首、45首等诗中出现。它们一般放在句末,形成一定的韵律。

B. 排比

冰心在她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和译作中常出现排比。在《吉檀迦利》译文中,也运用了这种修辞手法,其中有两节特别典型,整段短诗是由同一个词组引导的一组的排比句子构成。这不仅增加了诗的气势,也为诗增添了不少韵律。

例如35首: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源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和行为。……

36首: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这两首诗,从排比的句式加强语气体现第一句中“祈求”二词的深刻含义,即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C. 对偶

对偶这种修辞形式在东方和西方诗歌中都有应用,它是用对称的字句来加强语言的效果。对偶的使用是冰心《吉檀迦利》译文的最大特色。方锡德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一书中说:冰心与鲁迅一样,是现代作家中运用骈对句式的高手,对偶句式是冰心作品的基本句式。冰心不仅在中文创作上擅长用此句式,她还把它们运用到译文中来,使译文更富于整体感,也更富有韵律,更富有诗歌的文学色彩。如:37首中,冰心分别运用了单句多句对偶,来表现诗人在追求与神会合的过程中波澜起伏的心情,原文并不这么富有韵律:“I thought that my voyage had come to it’s end at the last limit of my power,——that the path before me was closed,that provisions were exhausted and the time come to take shelter in a silent obscurity .”译文是:“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间已经到来。”39首中一句单句对偶:原文是:“When the heart is hard and parched up ,come upon me with a shower of mercy .When grace is lost from life ,come with a burst of songs.”译文是:“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D. 叠字在冰心的译文中出现也颇多,如76首的“hurrying crowd”译成“营营扰扰的人群”;79首中的“Let me not forget for a moment”译成“让我念念不忘”;“long journey”译成“悠悠的长路”;81首中“every moment of my life”译成“寸寸光阴”;99首中“everylittle puff of wind ”译成“一阵阵的风”。这些修辞手法的巧妙应用使译文更具文学色彩,也为译文增添了诗歌的韵律。

总而言之,冰心运用多种修辞手段来美化自己的译文,在“真”的基础上,达到“美”有韵律的境地,最终取得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统一。

虽然冰心在中国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远胜于她在翻译上的成就,但纵观冰心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她作为一个翻译家对现代文坛所作出的贡献。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以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的切身体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她的翻译实践为新一代翻译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作为一个翻译者,不仅要精通两国语言,而且在文学上要有较好的修养。她的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9年9月
本文作者:林佩璇(时为福建师大外国语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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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ugene.A.Nida: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E.J.Brill,Leiden,1982.
 Peter Newmark:About Transl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1991.
 Tagore:Collected Poems and Plays of Rabindranath Tagore,London Macmillan,Co. LTD,1936.
 陈恕:《冰心译文集》 译林出版社 1998年2月。
 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11月。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年11月。
 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 1992年6月。
 冰心:《冰心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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